17岁的朱莉安和母亲乘坐的飞机遭遇大雷雨云，从三千米高空坠入丛林。
直到40年后，秘鲁空难唯一的生还者——朱莉安·科普克，才终于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1971年，17岁的朱莉安和母亲乘坐的飞机遭遇大雷雨云，从3000米高空坠入丛林。朱莉安是包括她母亲在内的92名乘客中唯一的幸存者，她在亚马逊雨林中徒步11天，最终获救。
丛林求生，听起来总是需要些许奇迹。有媒体将亚马逊雨林称为“绿色地狱”，但朱莉安不喜欢这种说法。对她而言，雨林从来不是地狱。“在独自回到文明社会的漫漫长路上，我常常感到害怕，但这种恐惧没有一次来自雨林。”她说。
“为了保护我自己，多少年来我从不发言，拒绝了所有采访，并躲了起来。现在是时候打破沉默，告诉大家真相了。”2011年，朱莉安写作《When I fell from the shy（当我从空中坠落）》一书，首度讲述了她坠机后与雨林的牵绊。近日，此书中译本《她的空难和她》出版，中国读者才得以知晓其中的细枝末节。
坠落雨林
那原本是一次幸福的飞行。
1971年12月24日早上，秘鲁首都利马的机场一片嘈杂，挤满了要在圣诞节前赶回家的旅客。
朱莉安和母亲要赶往雨林深处，与父亲团聚。她的父母都是生物学家，他们在德国成长相识，随后移居南美洲，在秘鲁的雨林里建立了一所生物研究站——“潘瓜纳”， 当时亚马逊雨林几乎还没有被研究过。朱莉安从小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一起长大，随后又和父母搬进了这个“荒蛮之地”。
尽管她的父亲特意嘱咐不要坐秘鲁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，这家公司已经因为空难失去了两架飞机。但朱莉安母亲不想再等几天后的航班，还是买了票。
朱莉安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母亲坐在中间——她一向不喜欢坐飞机，尽管航程只有1个小时。这位鸟类学家经常说，“这么一只金属做成的鸟却能在空气中升起来，太不自然了。”
起飞20分钟后，乘客们用过了早餐。就在空乘开始收拾餐具的时候，飞机遭遇了雷雨，径直飞进风暴中心。
“周围原本明亮的天空一下变得漆黑如夜，闪电不停地从四面八方劈过来。人们开始喊叫。提包、鲜花、包裹、玩具、外套和其他衣物一起，像大雨一样噼里啪啦地打在我们身上，杯子被甩到空中，喝了一半的饮料洒在人们头上和肩膀上……”
朱莉安突然看到右侧机翼上闪过一道耀眼的白光，随后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。她只听见身旁的母亲平静地说：“现在全都完了。”
飞机的头部几乎是垂直向下掉落。朱莉安能顺着过道直接看到驾驶舱，“它在我的下面，物理规则全被打乱了。”她整个人都被飞机低沉的咆哮填满，处在被震惊的状态中。
一瞬间，尖叫声和轰鸣声突然消失了，座位旁边的母亲也不见了——朱莉安从飞机里掉了出来。
安全带依然把她绑在座椅上，开始下坠。“沙沙的风声灌满了我的耳朵……雨林旋转着接近我，茂密的树冠让我想起西蓝花的花球……”在感到害怕之前，她失去了意识。
走出雨林
一天一夜之后，朱莉安醒了过来。她躺在地上，看到金色的光从高大树木的枝叶中洒下，周围是深浅不一的绿色——是熟悉的雨林。
她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她的眼镜丢了，脚上的凉鞋只剩下一只，无袖连衣裙的后背裂了一条长长的缝，锁骨似乎也断了。但除此之外，她全身上下的骨头完好无损，身上的皮肉伤也“简单明了”，“伤轻得不可思议”。
后来人们推断，雷雨云中心会有强烈的上升气流，能托住朱莉安，减缓坠落时的冲击力。绑在她身上的座椅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，像一个小翅膀一样，带着她转圈降落。最后，她可能落在了由藤本植物织成的网中，再轻柔地掉落地面。
这里几乎没有一点事故留下的痕迹，头顶的树冠也完好无损，密实地遮挡着。朱莉安听到了搜救飞机轰鸣的声音，但至少得走出去，才能让他们看到自己。
眼下的雨林并不让她感到恐惧——这是朱莉安作为两位生物学家的女儿的独特收获：她了解雨林的法则，也认识里面的“居民”。
“人们害怕自己不了解的东西，即使对其价值一无所知，人们也要全盘否定自己害怕的东西。”朱莉安在书中写道，“对于从来没有路过雨林的人来说，雨林看上去非常危险……动物们倏忽而过、簌簌作响、扑扑振翅、嗡嗡哼唱，偶尔咕嘟一声，或者发出咂咂的声音，时而尖啸、时而嚎叫，这种情况往往比能看见动着的动物要可怕得多。蛙类和鸟类发出的声音很不可思议，人们如果不认识这些声音，可能会误认为是其他动物，有时候会因此感到危险。”
这或许也是生物学家的小孩的独特之处——朱莉安不怎么害怕大自然的造物。她很小就知道动物的学名，会指着画册里的猫头鹰说，“哦，一只鸮。”趁母亲不注意，她甚至伸手穿过动物园的栅栏摸了一只黑色的美洲豹。
在潘瓜纳生活的两年时间里，这个“雨林女孩”和吸血蝙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在河里和凯门鳄擦肩而过。那时候屋子门口就是雨林，穿鞋之前要先仔细甩一甩，以防里面睡了毒蜘蛛。直到她回到城市里上学，她的朋友们依然觉得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——“因为在雨林里走路要把脚抬得很高，那是为了防止被树根之类的东西绊倒。”
父母教给朱莉安的雨林生存技巧，帮助她活了下来。她找到了一处泉眼，知道跟着细小的水流走，就能逐渐行至开阔处，找到人类。
阳光、树木、水流、动物，都能给她一些信号。第四天时她曾感到死亡的临近，她听到了一种来自大型鸟类的叫声，那是国王秃鹫，“它们只在雨林里出现了巨大的尸体时才会出来行动。”朱莉安只能祈祷它们不是因为自己的母亲而出现。
第五天或第六天的鸟叫，又带给她希望，那是麝雉的声音。“这种鸟的叫声咕咕嗒嗒的，有些呜咽，我在潘瓜纳的家里经常听见。这种鸟只在开阔的水面附近筑巢，而这正是我希望的，因为河边会有人居住！”
理解并尊重自然，自然便会给人出路。“我坠落在雨林中，对此它也无可奈何。自然不会在意我们的存在，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改变。”朱莉安说。
她在雨林中蹚水时遇到过巴拉圭凯门鳄，它们正在岸上打盹。即使它们冲进水里，朱莉安也并不紧张，她知道凯门鳄不管从哪个方向感觉到了危险，都会逃进水里，就算它们从人身边或者脚下游过，也不会攻击人。如果跑上岸，反而“很可能活不下来”。
当时正处在雨季，朱莉安几乎找不到果子。“我知道雨林里的很多东西都有毒，所以但凡不认识的东西，我都不去碰。”她喝了很多棕色的溪水，里面摻了被泡软的土，能带来一些饱腹感。
11天后，在被疲惫与饥饿彻底压垮之前，她终于遇到了人类，得以获救。
之后，人们发现她的十字韧带断裂了，眼睛红到已经看不到眼白，“像两个血红色的窟窿”。医生还从她的脚底拔出了一根很长的木头碎片，但她在雨林里跋涉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伤——除了她手臂后方的伤口。她曾用掰直的戒指从里面勾出了30只蛆，之后医生又帮她取出了50多只。
回到雨林
“我从飞机里坠落，却只有几道划伤，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。”在雨林浓密的灌木丛里过夜时，朱莉安曾被漫无边际的孤独包围，她想过这些问题。
“我很好奇为什么偏偏是我。于是我开始思考，等这一切都过去了，我的人生要用来做什么。”在一个又一个雨夜里，她决定如果活着走出去，“接下来的人生一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为大自然和人类做出贡献。”
获救之后，为了免于媒体和外界的打扰，她又回到了德国完成学业。1977年，她重回秘鲁，在潘瓜纳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，研究食腐性蝴蝶的伪装色。
当时去潘瓜纳的路依然非常难走，一些私人航空公司会提供简陋的雨林航班，朱莉安事后也很难相信，自己在经历过空难之后竟然还有勇气登上那些“破破烂烂的小飞机”。它们有时候只能容纳20个人，木质的长椅中间还有人会放几头猪，行李架上则是被绑住双腿的活鸡，有售票员在飞机上走来走去收钱，就像乡间巴士一样。
重回雨林的路途有时也让她惊讶，“新修的环雨林高速公路边上的大片土地都被开垦了，文明用锯子和火焰在荒野里给自己开辟了道路，我清楚地知道火焰夺走了多少生命……我们就像是不懂事的小孩，因为不知道纸币的价值而点燃了一堆钱。”
硕士学位完成后，她继续在雨林中研究蝙蝠的生态位，以此作为博士论文。潘瓜纳至少有53种蝙蝠，整个欧洲也才只有27种。为了研究这种“夜间活动的小鬼”，她常在午夜之后才走出雨林，去河里洗个澡，回来在棕榈树叶制成的屋顶下睡觉。那时候象牙色的月光洒满大地，天空中的银河明亮又宽阔。
“我在那时才去思考雨林本身和它的内在结构……人们第一次见到雨林的时候，只觉得自己身边有无数的绿色植物，而动物们完美地融入了环境里，很难被人看到。但如果走进了这个世界，人似乎就能渐渐拥有一种新的视觉。 你会觉得像是眼前的布被掀开了一样，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有成百上千种生物。这种满足感的的确确能令人倾倒。”
父亲去世后，朱莉安下决心接过父母的遗产，把潘瓜纳的研究和发展推进下去：得到资助，收购土地，扩大研究站的面积，进而将它建成自然保护区。如今，潘瓜纳的面积已经从186公顷扩大到了700公顷。
朱莉安也在德国慕尼黑有了自己的家。她在天台上种了满满当当的植物，但这还是和潘瓜纳截然不同：“在这里，自然是被人类接受的客人，人们种几棵树，在窗前摆一些植物，养只宠物。在潘瓜纳，自然才是主人，而我们只是访客。”
但有一次，一个工人去她家屋顶修东西，还是被上面茂盛的植被惊到了。“他跟管家汇报了这件事，管家体贴地告诉我丈夫：‘我知道，你的老婆经历过坠机，需要雨林。’”（杜佳冰）
